最好金龜換酒 http://www.unchongpu.cn Mon, 24 Feb 2020 03:16:31 +0000 en-US hourly 1 https://wordpress.org/?v=4.8.12 知恥而后勇,珍重待春風 http://www.unchongpu.cn/archives/2124 Mon, 24 Feb 2020 02:36:53 +0000 http://www.unchongpu.cn/?p=2124 Continue reading ]]> 有些事要回頭看才知道自己的輕慢無知。1月10號我們飛去香港辦點事,一上飛機目瞪口呆,發現過半乘客都戴上了口罩——基本上應該都是香港人。那時香港已對武漢“不明原因肺炎”啟動“嚴重”級別應變并嚴陣以待,但疫情尚未引起內地民眾的警覺。我深深記得在網上看到專家說“可防可控”、“未見明顯人傳人和醫護感染”,央視新聞通報8位造謠者被依法懲處,大義凜然地說“網絡不是法外之地”——而且我真的信了。

坐在飛機上環顧四周,我和銘基相互悄悄翻著白眼,都覺得香港是不是反應過度了,還暗暗嘲笑“香港人真的好怕死”……

我還清楚地記得,1月18號大家還在網上吃瓜痛罵“故宮大G女”,然后,從20號鐘南山確定說出“人傳人”開始,一切急轉而下,世界翻天覆地,每天都有更壞的消息。

23號是我們春節全家出游的日子——回國后每年春節的慣例都是和父母一起出門旅行,按計劃我們23號從北京出發,我爸媽24號從南昌出發。一大早銘基就把我推醒說“武漢封城了”,老爸也發來微信問“形勢嚴峻,計劃照舊?”是的,這時出行有被感染和擴散感染的風險,國家也鼓勵大家原地不動;但說實話,我們還是不甘心為此放棄旅行計劃,同時也心存僥幸,覺得也許沒那么嚴重,尤其去國外應該沒事兒吧……而且我們去的是炎熱的東南亞,不是都說病毒不喜歡高溫嗎?

口罩和酒精消毒液已經買不到了,所幸家中還有點存貨。在那之前,北京街上戴口罩的人寥寥無幾,然而23號當天在機場,目力所及九成的人都戴上了口罩,神情肅穆,憂心忡忡。飛機升空后,狹窄機艙里竟有種幾乎能從皮膚上嘗到的如釋重負。

銘基湊過來說:“真的有點像逃離什么什么……”

我忍不住點頭:“逃離西貢的最后一架直升機。”

出發當天我讀到財新網對管軼教授的采訪,他認為此次感染規模最終可能會是SARS的10倍起跳。文章出來一堆人把他罵得狗血噴頭,說他嘩眾取寵制造恐慌(如今被狠狠打臉),但我相信他的專業性,而且他的預測與英國帝國理工科學家的模型推算都比官方數據悲觀得多,令我驚疑不定,意識到事態也許空前嚴重。然而那時我們心中還有種近乎天真的樂觀信念,覺得武漢已經封城,全國資源已大規模集結,也許疫情會很快得到控制,也許當我們旅行歸來時,生活可以大致恢復常態——真是諷刺啊,此刻我坐在桌前打字,手機里充滿末世氣氛,窗外是凄涼死寂的京城。

之后的旅途回憶起來恍如一夢。我們先在曼谷待了兩天,然后飛去新加坡,從那里登上“海洋量子號”郵輪,途經馬來西亞的巴生港、檳城和泰國普吉島,5天后又回到新加坡。印象中從未有過如此心神不安的旅行,每個間隙都在刷手機看新聞,就像在兩個平行世界之間不停地往返——一邊是闔家團圓,一邊是妻離子散;一邊是歌舞升平,一邊是哀鴻遍野;一邊是碧海藍天,一邊是水深火熱。

無須諱言,旅途中常有快樂的瞬間。你會完全忘記了武漢的悲慘境況,沉醉于美景美食與天倫之樂。然而每當你一轉眼重新想起那一切,感覺都像是被現實狠狠拍在臉上,再次被焦慮擔憂壓倒,更多的是沒留在國內與大家共度時艱的羞恥與愧疚。還記得在郵輪上聽船長致歡迎辭,人們端著酒杯拍掌大笑,笙歌鼎沸,歡天喜地。聽到大家說笑聲,我仿佛在夢里一樣,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荒謬而不真實。生命浮在那些歡聲笑語中,越漂越遠。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國外自然也非“免疫”之地。到達曼谷時,泰國已有5例病患確診,到達新加坡時當地也有4例,而且數字都在與日俱增。人群擁擠的地方已有不少人戴上了口罩。我們曾天真地以為到了國外一定能輕松買到口罩,誰知到處都已售空,新加坡各家商店直接貼出醒目的中文告示“沒有口罩!”。如果不是在曼谷某個偏僻的小店幸運地買到了幾包,我們回到北京簡直要彈盡糧絕。

隨著武漢和中國各地的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急劇上漲,不斷刷新的不只是我們對病毒與疫情的認知,甚至還包括了對自我的認知。由于新加坡的朋友不少,到達之前我們已經計劃了三場不同的聚會,其中包括在一位本地朋友家里舉行的、有30多人參加的大家族聚餐。直到另一位新加坡朋友忽然發來信息,說剛得知她不久前從廣州飛回新加坡的航班上有人確診,問我們是否介意,是否要取消見面計劃——我們這才如夢初醒,驀然意識到自己也可能會給這些本地朋友帶來不便。說到底,在這種非常時期,我們并非一廂情愿中的無辜者,而是可能攜帶病毒的外來威脅。

于是我們趕緊向朋友們一一解釋并取消了所有的約會。事實證明這是明智之舉,因為后來隨著新加坡疫情蔓延,政府也開始管控那些接觸過從中國來的訪客的國民。在很多學校,家中有過中國訪客的學生,必須自行隔離兩周才能重回課堂。

登船前幾日已收到郵輪公司的通知,說因為疫情嚴峻,很抱歉無法接收來自湖北的乘客。上船一看,中國乘客的總體數量顯然也比往常少得多,甚至被越南大大超過。不少越南家庭和旅行團從第一天起就全程戴著口罩,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每次大家目光相接,我都覺得他們看我的眼神透露出絲絲恐懼。不過,其實中國乘客相互之間也躲得遠遠的,絕不輕易開口聊天,明顯比平日里多了警惕——大概是“防人之心不可無”的關系。

 

隨著疫情發展,我們的旅程也開始受到影響。郵輪之行的第一站是馬來西亞的巴生港,一大早忽然廣播通知,所有來自中國的乘客不被允許下船。當時馬來西亞政府并沒有明文禁止中國游客入境,估計是巴生港當地自己的決定。

第二天停靠檳城。同是馬來西亞城市,能允許上岸的幾率想來不高,中國乘客之間一片愁云慘霧——三站里有兩站沒法登陸,此行還有何樂趣可言?誰知一波三折,船方得到的通知先是“也許可以”,然后是“不可以”,不久又忽然變成“可以”——大家的心情如坐過山車一般大起大落。檳城一直是我非常喜歡的城市,美食眾多,淳樸幽靜,充滿南洋風情,而且普遍對中國人很友好。我至今仍偏執地覺得,也許這就是檳城最終未將郵輪上中國乘客拒之門外的真正原因。

第三站普吉島可算風平浪靜。患難見真情,這一次泰國自始至終表現得非常暖心——免費治療不分國籍,免除中國游客因疫情滯留泰國的滯留罰款費用,也沒有對中國游客采取限制入境措施……普吉島的許多小店都貼出了為武漢和中國加油打氣的標語,甚至還有商家免費發放口罩。

然而當晚回到船上,猝不及防又有來自新加坡方面的壞消息:由于疫情的擴展,新加坡政府決定自2月2日零時起,禁止所有過去14天曾到過中國大陸的旅客入境新加坡。而我們的郵輪正是在2月2日回到新加坡,原本的計劃是在新加坡再待一晚,第二天(2月3日)飛回北京和南昌。

這則通告來得突然,大家都不知該如何解讀和反應。郵輪停靠在新加坡的碼頭,我們要下船自然就要重新入境新加坡。真的會禁止我們這種特殊情況的旅客入境嗎?具體又會怎樣操作呢?退回郵輪上應該不可能,會不會來幾輛大巴直接把中國人拖去機場?如果當天沒有航班,我們又該怎么辦?像《幸福終點站》那樣被困在機場嗎?

焦慮困惑的同胞們涌去郵輪上的問詢處,但船方工作人員也一問三不知,只是猜測能入境但必須當天飛走。爸媽從新加坡回南昌的機票并非每天都有,我們趕緊行動起來,買了2月2號從新加坡飛曼谷的機票,想著至少可以先飛走再從長計議。

(后來看到那些“恐怖郵輪”的新聞才感到一絲后怕,明白能下船已是天大的幸運了……)

這張機票最終沒被用上,因為新加坡政府后來網開一面,只要求我們在入境的48小時內離開——剛好和我們最初的計劃沒有沖突。不過說實話,我們也早就想離開了。一路上的各種不確定性,各國民眾避而遠之的態度,再加上我們自身的愧疚和牽掛,這一切疊加起來,讓一顆心沉重得無法再吸收任何游山玩水之樂。看看我爸,一路上幾乎住進了手機里,在異國街頭一邊走一邊戴著耳機聽新聞,心思早已飛出十萬八千里——“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回避。”

我理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恐懼。國家太小,無法承受疫情擴散的打擊。這算某種歧視嗎?其實也未見得。此行我并不認為自己遭遇了直接的歧視,但也的確在網上看到了不少“仇華”的歧視言行。可是我也想說,責怪國外歧視中國人的人,首先也請你們不要歧視自己的同胞。

我無法忘記在武漢封城之初的那些天里,網上對“出逃的武漢人”鋪天蓋地的攻擊。到處都是用方言罵武漢人的段子和抓賊般的舉報,所有出了省的武漢人都被視作移動的病毒源,無數酒店禁止他們入住,“土法封路封村”演變成輿論狂歡……真令人心寒啊,武漢人錯在哪里呢?絕大多數人沒吃野味,也沒故意禍害別人。封城前離開的500萬同胞并沒有違法,而且大多數是在官方公布疫情嚴重性前離開的——話說回來,就算懷著恐懼自保之心,難道不是人之本性?

指責受害者是我們社會一個扭曲卻常見的現象,在疫情面前更體現得登峰造極。記得嗎?病患家的大門被一群人用鐵杠封死,救治病人的醫護人員被小區居民抵制回不了家……如果把防控疫情定義為一場戰爭,把疾病定義為敵人,就不可避免地會把錯誤歸咎于患者和任何可能的患者,忽視他們其實也是受害者這一事實。于是他們會為自己生病和可能生病而羞恥,從而更有可能隱瞞病情和行程。

而乖乖留在武漢的同胞們更是做出了巨大犧牲。封城后管理混亂,醫療資源嚴重超負荷,許多人得不到及時診斷治療,輕癥變重癥,重癥致死亡;而所謂的“居家隔離”又導致更多交叉感染不可收拾。為了更多人的安全,這座城市的人們幾乎是被封鎖起來一片接一片地赴死。相反,那些“出逃”的武漢人卻的確在省外獲得了更及時更充裕的醫療資源。看看省內省外天差地別的病死率吧,你真能在道德倫理上指責一部分人的逃生之舉嗎?

其實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武漢人”,只是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罷了。

 

疫情爆發后,非典時期的回憶排山倒海向我涌來。真沒想到啊,時隔不到20年,我們竟要再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不少讀者給我發來消息,說眼下發生的事情讓他們想起《藏地白皮書》,想到我和銘基在SARS蔓延時相識相愛,不失為某種殘酷的浪漫。說實話,我只能苦笑。非典期間,我在大學封校前夕翻出校門,從當時的疫區北京飛去西藏,后來又為了愛情輾轉多地,在外“流竄”一個多月后才回到北京。要放到現在,首先我很可能出不去,就算逃出去也肯定會被網友人肉,罵個狗血噴頭——“你是想害死所有人嗎?”

那時的防控形勢和今日全然不同。當時人口流動性不高,SARS傳播鏈相對清晰,疫情主要集中在廣東和北京,大部分地區只需要隔離觀察由京返回的人員。西藏游客寥寥,根本沒人對我“防控”,偶爾有驢友知道我從北京來,也不過是開玩笑地假裝打個哆嗦;非典時期北京的日常生活也幾乎停擺,但與如今都在家里自我隔離不同,那時似乎鼓勵大家去室外通風處做操運動,于是停課的校園里一堆人都在打羽毛球,外面不少餐廳都開辟了露天座位;那時也不像現在這樣全民戴口罩,甚至根本不知道口罩還有這么多的種類,很多人都是一個布口罩洗洗再用,甚至還有什么“鐵口罩”的民間傳說……

我在《藏地白皮書》里描繪過非典時那種壓抑而恐慌的氣氛——“憂樂未知,阡陌不識,死生無常,人生如寄”;在某程度上,我認為自己的人生觀也受到那場災難的影響。然而彼時到底年少無知,再加上那個年代人們生活相對簡單,手機和網絡都算新興事物,信息渠道唯有報紙和電視。看著新聞里與日俱增的死亡人數,雖然心驚膽戰,但沒有故事,沒有細節,沒有現場感,終究像是水中望月,少了真實的切膚之痛。

經過17年的發展,如今的人口流動是非典時期的6倍,又剛好遇上春節,大大加劇了病毒的擴散。這種高速而廣泛的傳播是2003年不可想象的。身陷地獄的那種恐慌、慘烈、憤怒與絕望在手機另一端全程現場直播,而這一秒還在圍觀的人也許下一刻就變成了感染者或密切接觸者,沒有人能置身事外。我們仿佛正在親歷一場末日海嘯,眼睜睜看那滾滾洪流吞沒周遭的人,心里清楚自己正在見證慘痛的歷史。這一次,或多或少,每個人都是受害者。

在新加坡的最后一天,出發去機場的路上,我們再次戴上口罩,嚴陣以待,準備迎接海嘯的洪流。爸媽眉頭緊鎖地捧著手機,我在后座幫毛衣整理口罩,銘基從前座回過頭來沉默地看著我們。我突然被什么東西擊中,再次想起了《藏地白皮書》。是啊,那時我們是無知無畏的年輕人,不顧父母的擔憂勸阻,一意孤行東奔西跑;如今卻已加入了中年人俱樂部——地球上最慫的群體,上有老下有小,不敢死也無權死。你的生命不只屬于你自己,就算為了家人也得小心翼翼地活著。

 

回到北京恍如隔世,短短10天卻像是換了人間。“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第二天早晨拉開窗簾的那一刻,北京城慘白而緘默地出現,杜甫的詩穿越千年直抵人心。

在家隔離是一種奇怪的感覺。一方面,你知道自己正身處一場特殊的戰爭(而它所謂的“勝利”也不過是把人命的代價降到最低),戰爭時期的生活充滿未知而不可控,你像被流放到漂浮的冰塊上,不敢去想冰塊什么時候會溶化,迫切地希望這一切有個盡頭;另一方面,在舒適的家中體驗兵荒馬亂,你知道自己已屬最幸運的人群——至少一家人齊齊整整,不用冒險奔波,無須憂心食宿,還有書本網絡可以解悶。

但不知為什么,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只能看災難片,讀那些有關醫療和疫病的書籍,完全無法承受任何輕松“正常”的話題。這顯然是另一種“鴕鳥”的表現,就好像自己還有日常生活這件事本身已然構成了某種背叛。

身為一個長期自我隔絕的寫作者,其實我的日常生活變化不大,只是多了許多與家里那頭“神獸”正面交鋒的時間。幸好神獸有遺傳到我和她爸那種“隨遇而安”的性格,對一切變化都適應得很快。除此之外,生活表面上的改變也不過就是一周只出一次門,每天只洗一次臉,一到晚上就想喝酒,還有近乎瘋狂地想念哈哈鏡的牛蛙鴨舌海鮮菇,以至于每天都上“美團”焦急地打探——唉,也不知道它們有沒有想我……

我爸說這種生活狀態讓他想起朱利安?巴恩斯的《夢》——我們父女倆都很喜歡的一篇短篇小說。悠長的等待,在生與死之間,就像身處虛幻的天國。不用工作,有吃有喝,見不著熟人朋友,沒有任何真實的事情發生。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好像住進了日本的枯山水, 一切枯淡幽玄,只能自解自悟。

更具真實感的反倒是非日常的世界。我從來都不是微博的重度用戶,但這些天來幾乎時時刻刻在刷微博,反復經歷一場場小型精神崩潰。你不斷地告訴自己不能再看了,再看精神要出問題,但還是忍不住再次拿起手機自我折磨。我相信但凡密切關注疫情新聞和求助信息的人都會患上不同程度的PTSD,更無法想象武漢人和那些奮戰在一線的人們究竟在經歷著什么。

微博也讓我第一次體會到這種分擔痛苦的感覺,就好像大家都團結在一種沒有物理界限的東西里。個人的痛苦變成了群體痛苦,群體痛苦又變成了個人的痛苦。有“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的哀傷與愧怍,有對無數挺身而出搭救眾生的普通人的尊敬和感動,還有太多太多的憤怒、困惑和無力——有時夜深難眠,被發拊膺,直想如辛棄疾那般連聲大喊“殺賊!殺賊!殺賊!”

最令我憤怒的,當然是這場巨大的災難并非不可避免。如果你看過《第一財經》整理的從12月1日到1月23日的時間線,就會看清早早出現的疫情是怎樣離奇地被輕視又反復拖延。武漢的警鈴早有機會被拉響,我們原本不用付出如此慘痛的代價。

我不明白為什么明明知道是跟SARS相近的冠狀病毒,卻沒有第一時間當作人傳人來看待(難道不是“人不傳人”才需要更確鑿的證據嗎?);不明白第一批衛健委專家組為什么要把診斷標準定得如此嚴苛離譜——非要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沒去過的就不能確診——這豈不是先認定沒有人傳人,然后以此來定標準去診斷,診斷出來果然沒有人傳人?簡直是“22條軍規”般的荒謬;我更不明白為什么在武漢和湖北兩會期間衛健委的對外報告是“零疫情”,這到底是內部的揣摩還是哪位領導的指示?為什么1月15日國家疾控中心發出一級響應,而1月19日武漢還如期舉辦了什么萬家宴?……

我不知道網絡直報系統為什么沒起作用,拖延疫情的人到底是誰,錯在瞞報還是輕視還是誤判,責任又該如何劃分;只看到他們在接受采訪時支吾其詞、互相甩鍋。其實疫情至此,顯然是多方合力犯下滔天大罪,誰都沒有推諉的余地。可恨最寶貴的防控窗口期就被這些人白白浪費,戰機貽誤,再難挽回。病毒大舉入侵,鍘刀高高舉起,而人們轉過臉去,露出微笑,歌舞升平。

現在還有許多人在歌頌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十天建好一座醫院的奇跡、“全民齊心群防群控的團結精神”……可問題是,如果第一時間公開和防控疫情,我們根本就不需要經歷這場國難,不需要建這些醫院,不需要封城封省和全國支援,更不需要犧牲這么多條人命!

 

輾轉反側的夜里,常忍不住想倒轉時間,從無數事件的折縫里鉆回去,重啟2019年的12月,挽回所有的不幸。但心里也清楚,只要穿越回去的我仍是一介平民人微言輕,歷史就不可能被更改。而更有可能發生的是,我會成為第9名“造謠者”被傳喚,在訓誡書上屈辱地寫下“能”和“明白”。

是的,時至今日仍沒有一天不想起李文亮醫生。從他去世的那個夜晚的暴怒痛心,到如今成為心中死去的一小塊。朋友圈里難得的眾怒和國葬般的哀悼其來有自:一是悲憤于為眾人抱薪者竟凍斃于風雪,蒙冤受辱的醫生死在他蒙冤的起點;二是物傷其類,謹小慎微又良知未泯的普通人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所遭受的恥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恥辱,他的命運也可能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三是因為大家都想要一個公道,至少是一個道歉——不只是對李醫生,也是對我們所有人。

因為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個事實是:也許李醫生的“吹哨”并沒在真正意義上抵達大眾層面,但他被視為“造謠”而遭到傳喚訓誡的事情卻通過央視大張旗鼓地曝光,如果沒有這么高調的“辟謠”,公眾也不會那么容易輕判疫情;另一方面,根據中疾控論文的新數據,去年12月31日前已有感染者104人,15人死亡。如果早在那時就努力防控和提醒公眾,而不是忙著訓誡醫生、大力辟謠,就只有100多個人和他們的接觸者需要隔離,根本不需要讓整個國家付出這么大的代價。

這就是大家糾結難解的心結,是對不受制約的權力的問責,是對真相的渴求和捍衛。所謂公道,不僅是“你沒錯”,更是“我錯了”。

討論公共事務時,我討厭“造謠”、“辟謠”、“不信謠、不傳謠”這樣野蠻粗暴的表達。它的野蠻在于只認定官方的一家之言是唯一可信的信息(其審核標準往往是政治標準而非公共利益),并以此為手段鉗制一切自由流動的信息。問題是如果官方發布假信息該怎么辦?“可防可控”算不算造謠?“兒童不易感”算不算造謠?湖北省長說“物資儲備和市場供應充足”算不算造謠?

更何況,事物常在發展之中,人的認知過程往往會走彎路——不明病毒已經給了人類足夠多的教訓,令我們意識到自己并非時時刻刻真理在握。如果你把那些由于信息和認知局限而產生的“不實信息”統統打為“謠言”,就一定會為這種傲慢無知付出代價。

其實謠言不可怕,不實信息也不可怕。在一個信息能充分地自由流動的環境里,信息的修正能力是很強的,人們也自然能學會在眾多信息中去篩選、分辨和判斷。正如托馬斯?杰斐遜所言:“一切謬誤,只要可以自由反駁,就不會危險;任何真理,只要不允許批評,一定是謬誤。”

大肆使用這類詞匯的另一個危險之處在于:長此以往,你會把傾向性明顯的“造謠——辟謠”與中性的“質疑——回應”相混淆。當你習慣了這種斬釘截鐵、非黑即白的階級斗爭語言,公共討論便會陷入“動機論”的泥沼。事實上,對權力保持質疑和監督乃是公民的職責和權利;而權力若要贏得信任,就應善待民意,面對質疑(哪怕是過度的苛刻的質疑)要第一時間回應,如此才能在一次次考驗中建立公信力。

語言不僅僅是語言,更是思維的工具、文化的載體。所以不要輕易說出“造謠”、“洗地”、“帶節奏”、“境外勢力”這樣立場先行的語言,不要習慣于“毫不留情”、“堅決維護”、“不惜一切代價”、“集中力量辦大事”、“大局為重”這樣高度統一和僵化的語言,不要沉迷于“阿中哥哥”、“我兔”這樣精神傳銷式的飯圈語言;因為這種語言背后的思維方式往往默認公權力可以以正義之名不受制約,為了“大局”可以犧牲掉個體的權益,把本應是國家主人的人民變成了國家的腦殘粉。

我甚至覺得,孕育了這種語言體系和思維方式的文化,恰恰就是這次疫情的罪魁禍首之一,很有可能還會讓我們再次陷入災難。

 

疫情暴露出的另一個令人憂心的問題是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拋開最初隱瞞疫情導致的局面失控,其實從政府響應速度來看并不算慢,也的確已傾舉國之力,然而準備不足,決策失誤,應對遲鈍,加上各種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于是基層疲于奔命,問題層出不窮,處處捉襟見肘。

最大的決策錯誤應該是封城之初被動的量力收治。沒有把“確診、疑似、發熱、密接”四類人員分類對待,讓患者居家隔離造成交叉傳染,取消公共交通又導致大量病患和疑似病患在求醫路上到處奔波而擴散疫情;然后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火神山雷神山,沒料到光每日新增的確診人數就已超過了這兩家醫院的床位;等到開始通過方艙醫院和民間隔離點以及大規模醫療支援等方法來應收盡收時,已經差不多過了兩周的時間……

這一切是不是都可以更早地發生?如果早點對疫情規模做科學的估計,如果早點建方艙醫院,如果早點把病人從家里弄出來,如果早點集結醫療資源……真的會有這么多重癥和死亡嗎?

后來的“應收盡收”和“清零”,事實上已經證明了之前的決策是巨大的戰略錯誤。可問題是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些決策由誰做出,經過了怎樣的考量,有過什么樣的備選方案,又是何時意識到其中的錯誤……

我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被允許知道,自然也就無法討論這些錯誤,更無法避免將來的錯誤。也許這就是我那深刻的無力感的來源——極少數人掌控著我們所有人的命運,而我們只能祈禱他們少犯錯誤。

看了財新的特別報道《艱難的“清零”》,才發現武漢在做出封城決定的時候,基本上是毫無準備的,具體管理上也是一塌糊涂:讓輕癥患者在家自我隔離,沒說轉重了該怎么辦;把公共交通都停了,沒說病人該怎么去醫院;讓基層社區做好防疫工作,卻不提供任何實質幫助。

看完以后覺得基層社區工作人員真是太難了。一邊是苦苦掙扎、求醫無門的恐慌病人,另一邊是只發布任務、卻不為社區提供任何解決方案、也不幫助協調困難與障礙的街道和上級部門。于是社區只能填表、匯報,第二天更新情況再填表、再匯報,周而復始,有心無力。

與這種庸政和懶政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間力量的專業和高效,以及一個個普通人的樸素善意與非凡勇氣。媒體報道中一個格外突出的例子是那個搞定金銀潭醫護難題的快遞小哥——他先是接送因限行而難以出行的醫護人員往返金銀潭醫院,隨后組織招募志愿者,聯系摩拜、滴滴、青桔單車等解決醫護人員出行問題,之后又聯系餐廳解決醫護人員吃飯問題,買羽絨服買鞋解決醫護人員保暖問題……

難怪有人評論說“一個小哥抵得上一打武漢市長”。發現問題、組織協調、統籌調度……這些本都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需要的也不是什么驚天動地的能力,但為什么各級官員不作為呢?為什么連醫護人員上下班都沒人管?大概是沒有像這位小哥那樣深入一線想人民之所想吧。

這是整個官僚體系的沉疴頑疾。在這個體制中,各級官員只需承受來自上方的壓力和監督,卻無須向下方更基層的官員和被治理者負責(而且后者也沒有問責渠道)。于是漸漸形成了“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共識,而且干得好是領導英明神武,干得不好是基層能力不行。這種上層與下層的切割,和駐美大使答記者問時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相切割一樣,都是由同一種治理邏輯驅動的。而當每個人都以“多做多錯”的思維來做事,你就不可能設身處地傾盡所能去解決問題。

事實上,從早期擔心影響穩定而壓制輿論瞞報疫情,到面對危機時各部門官員的遲鈍失誤,再到政治任務下基層組織各種粗暴混亂甚至非法的高壓管制(只因沒戴口罩就被當街掌摑或捆綁游街等等)……這一切都并不能歸咎于某幾個“害群之馬”,整個體制是應當被反思的對象——正如周雪光教授所說,“中國現行的治理機制是自上而下的決策執行機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信息匯集和傳遞機制;即使如新冠病毒一樣豐富的信息,也缺乏從地方到高層的有效信息傳遞。”

所以它看似完美強大,其實一直漏洞百出,沒出事只不過是僥幸沒出事而已。看看最近的濟寧任城監獄大面積感染卻不通報的新聞,顯然武漢的悲劇并非偶然,它只是平均水平的中國。就算病毒隨機選擇了另一座城市,我們很可能還是會掉進同一條苦難之河。

“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也暴露出另一個問題,就是政府力量和民間力量的不匹配和對接不暢。政府希望事事主導,包辦一切,卻沒有意識到那種“大政府、小社會”的傳統管理機制已然落后于時代。在這次疫情中,來自企業、民眾和公益組織的援助都很積極高效,可往往支援物資已高效運到,卻因為政府低效的調配能力(中間環節過多、管理方式落后)造成物資梗阻,遲遲無法發放到最需要的地方。

互聯網時代的物流網絡和科技手段如此發達,民間力量也已非常強大,卻一直沒被充分激活,實在是很可惜。希望經此一“疫”,政府能學會適度分權,將一部分權力讓渡給民間機構。畢竟,家長太過強勢,孩子就會變得更加軟弱可欺。我們有這么好的人民,明明值得更多信賴。

 

寫這篇文章斷斷續續用了很長時間。寫到這里的時候,局勢看來正漸漸好轉,當然也只是相對之前哀鴻遍野的慘況而言。即便是在此刻,網絡上仍有大量的呼救和求助,比如時至今日仍未被排查的小區居民,比如因全面封鎖而導致的人們購買基本生存食物的困難(尤其是那些不會網購的獨居老人和基本沒有物業可言的小區),比如被新冠患者“奪走”床位和治療機會的其他類型重病患者,比如特殊人群(癲癇病患兒、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等)因疫情面臨斷藥的問題……更不用說大批在疫情中停擺的中小企業很可能活不過這場災難,許多普通人將面臨失業斷糧的危機……

當我們說“集中力量辦大事”時,往往也意味著要為了“大事”犧牲掉許多小民的利益——這是悲劇而不是勝利。當你贊美這種力量和“勝利”時,別忘了這次你只是剛好屬于“大局”的那一方,下一次也許就是被犧牲掉的棋子。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是武漢人。

我也痛恨“多難興邦”這個詞。首先這根本不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歷史上從沒見過多難能夠興邦,只見過多難終致覆國;說到底,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在承受著苦難,而不是抽象的“國家”概念。那些在苦難中死去的人,難道你要感謝他們用生命完成了“興邦”大業嗎?我們的國家當然能挺過這場災難,但很多人不能。那些平民百姓、醫護人員、志愿者、基層干部……他們都已被埋葬在了這個冬天,“興邦”對于死者又有何意義?

更何況,如果純是天災,我們只能認了,然后咬牙扛過去。如果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禍呢?別忘了這場國難本來是可以避免的。那至少20天的黃金期,我們都知道是為什么錯過了。若只一味歌頌“眾志成城”、“多難興邦”,怎么聽都像是在麻痹民眾問責的神經,掩蓋社會治理的失敗。別忘了,那些無辜死去的人們都在天上看著呢!

可以想見,疫情結束之時,一定會有人高喊著口號把喪事喜辦,把國家解釋為唯一的拯救者。 免職幾個官員,然后全能政府神話卷土重來,繼續唱同一片盛世太平,而真相、問責和反思再次被遺忘。于是當下一次災難來臨,誰又能幸免?

所以不要相信,不要忘記;不要習慣性地站在老大哥的角度去體諒和合理化之,普通人和權力之間天然不對等,權力永遠需要監督和制約;不要去標榜“犧牲光榮”,不要對普通人道德綁架,不要用民族情緒去挾持個體的基本權益;不要被“世上沒有完美的制度”這樣的鬼話迷惑,制度沒有絕對完美但有相對好壞,好的制度允許犯錯,但接受批評,能夠自我糾錯,而壞的制度只會解決那些提出批評的人;不要忘記真話的力量,真話不會引起恐慌,真話才是救命良藥。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這些“負能量”。他們說你帶節奏煽動情緒,他們說那些呼喊和求救會引起恐慌,他們說政府已經這么努力了你看不到嗎,他們說你為什么不去贊美那些偉大成就和英勇無私……基本上,他們只想活在一個充滿正能量的世界里,拒絕看見任何難堪的細節,也不想聽見同胞的哭聲,就連前線醫護表示防護服不足,女孩哭親人得不到救治,或者問責疫情應對的失誤……都令他們緊張得握緊了拳頭——大局當前,怎么能這樣損害祖國母親的名譽呢?怎么能讓境外勢力有機可乘呢?

另有一種“訓誡”是“做實事”論,即“你行你上”的另一個版本——你又不在武漢又不上前線,鍵盤俠有什么資格批評抱怨!就好像,如果你沒去一線,沒當志愿者,至少也得捐個一千套防護服什么的,否則就無權表達不滿。

“如果你覺得xx不好,你就去建設它”——更雞賊的版本,其實也是同一個配方同一個味道。言下之意是你不去建設就無權批評,順便把你的不滿等同于你自己的無能。問題是為什么建設和批評非得搞對立呢?為什么一個人不能同時既為國家做貢獻又行使公民權去質疑監督呢?對于建設而言,贊頌反倒不是必要的,批評和問責才是——別忘了紅十字會的許多積壓物資就是在質疑批評之后才分發到了一線醫院。

網絡上這類口水仗由來已久,這一次只不過是換了個背景。民意的割裂也許源于不同的政治立場,也許源于獲取信息的渠道,也許只是思維方式的分歧——一些人認為指出問題就是在給國家添亂,是搞破壞,是不團結;另一些人則認為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是承認問題的存在,如此才有解決的可能,進步的希望。

而更有可能,普通人之所以相互纏斗不休,其實是源于某種共通的焦灼和無力感——無權參與治理,無從得知真相,無力改變現狀;于是只能繼續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同時把這無處安放的情緒發泄到對方身上。

 

但我又不想被這種無力感所淹沒。也許這就是為什么我會寫下這些可能根本沒人有耐心讀完的文字,說著那些遠比我博學的人早已更充分更精妙地闡釋過的觀點。我希望能記錄下這個特殊的時期,至少是記錄下自己在這一時期的心路歷程。某種意義上,我是在用敘述來療傷,來救贖自己;或許也有反抗的成分——因為刪除從未停止,封口政策日益嚴厲,記錄本身便已是某種反抗。

更多的還是想提醒自己不要忘記吧。不要忘記這些日子的憤怒,珍重憤怒的價值,體會憤怒的代價,災難過后繼續保持憤怒和批判性;而不是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回到那個溫軟的幻夢之中,漸漸對他人的經歷失去痛感。

也不要忘記學習思考,無論何時都要保持精神生活的質量。這次疫情令我體會到瘟疫不僅是一個醫療問題,更是社會問題,也開始通過書籍去認識科學、政治與疫病傳播的復雜互動。而最近格外令我心有戚戚的是公共衛生防疫和個人權利之間的矛盾(也反映在日本新加坡和中國在疫情應對方面的不同策略)。如何維持兩者之間的平衡,辨識當中無可回避的政治理念與社會道德,盡可能細化公共利益的邊界,避免國家以集體之名濫用權力,這是每個國家的政府和人民都應當關注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記做一個人。是的,這就是我最真實的想法:做一個人,就像北島的詩句——“在沒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個人。”

做一個誠實的人。一個有同情心的人。一個心里有墳墓的人。一個用人的語言說話的人。一個有個人記憶而非國家記憶的人。

而總有一天,世界會需要你我的記憶。

 

 

贊賞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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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里的迪拜 http://www.unchongpu.cn/archives/2114 Wed, 22 Jan 2020 01:00:17 +0000 http://www.unchongpu.cn/?p=2114 Continue reading ]]> 我們和好友小丁一家在迪拜的一家酒店里度過了2019年的最后一個夜晚。酒店顯然拿出了大操大辦的架勢,到處張燈結彩,好不熱鬧。晚餐采用自助式,住客們可以任意穿梭于酒店里的各家餐廳自取美食。每張桌子上都放著節日禮帽和派對哨子,小朋友們一拿到手立刻嘟嘟吹響,那種可怕的嘈雜聲對我來說無異于暴力襲擊。外面的走廊上堆滿各式甜品和tacos之類的街頭小吃,還請來了手繪師給大家免費描畫mehndi。酒店大堂則變成了夜店舞場,DJ激情四射地打碟,香檳如水一般流淌。此情此景,不由得你不全情投入,跟著音樂扭動身體,香檳添了又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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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狂歡背后,一切都出于強制要求。行前早已接到酒店的電話,特地告知住客必須參加跨年晚餐活動——更確切地說,即使不參加也得交錢——否則不予入住。這是強盜行為,當然,問題是基本上迪拜所有的酒店都作如此要求,身為游客的你在劫難逃。然后,你也肯定猜到了,那頓強制自助餐的價格貴得讓人簡直不好意思說。更虧的是當天的午飯又吃得太飽太晚,以至于晚餐時戰斗力完全不堪一擊。我的策略是豁出去喝,但喝也遠遠喝不回本,到最后幾個冤大頭甚至在喪心病狂地商議,要不要把香檳倒在大塑料瓶里偷偷帶回房間……

不過誠實地說,那天我們還是玩得很開心。娃們滿場亂竄狂吃甜品,大人們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自身也難逃酒精的魔咒。當晚的很多個瞬間,我都發覺自己正端著一杯香檳,靠在大堂的某根柱子上,面帶傻笑,如癡如醉地盯著周圍的人看——那正是我認為最有趣的部分:迪拜的人們。

顯然不只是游客,大量在迪拜工作生活的本地人和expats也加入了新年夜的party。許多人盛裝打扮過,西裝筆挺,亮片裙閃閃發光。深淺不一的人種大集合,基本上可以組成一個小聯合國。在夜店燈光制造出的迷幻氣氛中,我的眼前幾乎是《星球大戰》或《星際迷航》或《頭號玩家》或whatever科幻片里的那種外星種族大狂歡場景,令人目眩神迷。

我本有一項頗令人驚嘆的“超能力”,即能根據相貌、衣著和口音迅速辨識出陌生人所來自的國度。但到了迪拜,這項超能力完全失靈。或許這正是迪拜人如此吸引我的原因——某種邊界模糊的神秘感。看看你的眼前,打扮得像《國家地理雜志》里的一對黑人情侶在說法語,看起來如假包換的一大家子華人說的是印度口音的英語,一小群不知是中東人還是拉丁裔在說一種類似于馬的語言(但真的不是德語)……還有那些一看便知家財萬貫的阿拉伯男人,渾身散發著擁有特權的自信和對平民百姓的紆尊降貴,他們的小孩都打扮得好似王子和公主,妻子們的衣著則林林總總,涵蓋了從袒胸露背到黑袍面紗之間的每一種裝扮。他們又來自何方?伊朗?黎巴嫩?沙特?阿曼?英國?美國?

臨近午夜,老父親老母親們已把娃放倒,又溜下樓來猛灌幾杯。霓虹燈狂亂地掃射,穿著晚禮服的中東女郎在拉小提琴,背景是一對對足以出現在007電影中、但依然難以分辨來處的俊男美女。人群繼續涌入,漸漸朝大堂中央的大屏幕聚集。隨著倒數數字,新年煙花在大屏幕上綻放,人們歡呼雀躍,喜笑顏開。我和銘基不自覺地飛快吻了一下,但幾乎就在同時意識到了周圍壓根沒人接吻這一事實。我那被酒精攪得暈暈乎乎的腦袋忽然一個激靈——迪拜禁止當眾接吻!違反者或有牢獄之災……

可是,當然,并沒有人注意我們,人們只是歡天喜地地涌向吧臺,繼續攝入更多的酒精——迪拜也有禁酒令,你不可能在任何超市買到酒瓶,但五星級酒店的酒吧隨時可以供應價值1000美元的香檳……

這就是迪拜。一個令人眼花繚亂、嘖嘖稱奇的矛盾體,一個伊斯蘭世界的自由傳奇。我看著身邊的人們,覺得他們就是現代化迪拜的寫照——不同種族文化的混合產物,無論身處哪種文化都很自然。相貌堂堂,時髦健康,神采飛揚,儼然是全球化的代言人。

老實說,以前我從沒想過迪拜可以和“全球化”這幾個字聯系在一起。在投行工作時做過迪拜的deal,那幾乎可算是我職業生涯的噩夢,不僅要配合客戶那些匪夷所思的要求,還要適應迪拜辦公室那邊亂糟糟不負責任的工作風格以及各種聞所未聞的規定和限制。伊斯蘭世界的銀行業必須以《古蘭經》和伊斯蘭教律法為原則運行,最重要的一點是嚴禁收取利息,因為利息是《古蘭經》里明文禁止的大罪。這些原則大大增加了我們的工作量,也催生了各式各樣的麻煩。更不用提那些繁文縟節——比如吧,報告里所有提到迪拜酋長的地方,都要在其名字前面加上“殿下”兩個字……

哦對了,還記得那位名叫Marte Dalelv的挪威女生嗎?她在迪拜出差時遭到強奸,而當她向當地警方報案后,警方不但不相信其陳述,還沒收了她的護照,并以發生非法婚外性行為為由將其判處16個月監禁……所以,總而言之,盡管我也聽說過迪拜那令人咋舌的奢華招搖和奇思妙想,但在我眼中,它仍是個假扮成國際化大都市、內心卻停留在中世紀的阿拉伯小漁村。

 

可我現在真的來到了迪拜。置身于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聯合國般的多元人口和高度的城市化氛圍之中,時常有種身處曼哈頓的錯覺。至少從表面看來,迪拜的確是個不折不扣的國際化都市,甚至很可能是有史以來外國人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區。每次開車穿過市區,我都忍不住把臉貼在玻璃窗上,驚嘆于道路兩旁那些千奇百怪的高樓。它們紛紛朝著“更高、更大、更瘋狂”的方向發展,招搖醒目,互搶風頭,這里不折不扣是建筑師的天堂。

迪拜的天際線仍在不斷變化之中。到處都是在建的高樓,起重機高聳入云,鋼筋水泥的框架就像未盡的夢想,看得人腳步趔趄,神思恍恍。我們常經過一個超酷的在建建筑,很難描述它的外形,基本上是一個有橢圓形空心的圓環,表面以阿拉伯書法文字裝飾。無需專業眼光也能看出,書法和建筑的非傳統外形會使這項建筑工程異常復雜。然后我上網搜索了一下,發現它的名字是“未來博物館”,開館后將以完全沉浸式體驗探討人類未來面臨的巨大挑戰,以及可能的創造性解決方案——比如說,如何在太空收集太陽能和在小行星采礦……如此瘋狂,如此魔幻,如此迪拜。即使還在建設中,這幢建筑似乎已成為了窺探未來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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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特地去某家網紅餐廳吃飯,只因它的地理位置優越,在海灘上毫無遮擋地直面七星帆船酒店。不得不說,出于某種難以解釋的原因,帆船酒店的造型就是令人一見難忘,感染力超強,毫無爭議地成為城市象征。矗立海濱的它看上去的確像是獨桅船上張開的風帆(雖然從某個角度看也有點像一只坐在木桿上的蟑螂),唯有頂部向外突出的冰淇淋蛋筒形狀的直升機停機坪稍稍破壞了它的整體形象。雖然其實并沒看到直升機出沒,但也許重要的只是它的存在本身——潛臺詞是他們會來的,那些重要的大人物和富得不可思議的人們,他們和他們的直升機就屬于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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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帆船酒店內部金碧輝煌,奢華無匹。盡管我們無緣(錢)入內,大致也能想象一二。畢竟是世界上第一家七星級酒店嘛,連衣帽鉤和便條紙都鍍滿黃金。而且那七顆星是自己評的哦,等于憑空給自己創造了第六和第七顆星,真是十足的任性和膽大妄為——而且不是小心翼翼的六,而是要撒謊不如就撒個彌天大謊的七。真有你的,迪拜。

整個迪拜都寫著“放縱”和“任性”,但有一個地方會顯得更加放縱任性,更加揮霍無度:迪拜滑雪場。在熱帶沙漠性氣候的迪拜,能有一個滑雪場簡直是天方夜譚。但它的確就在那兒,像一艘銀色的宇宙飛船穿入阿聯酋購物中心。我沒有進去參觀,因為感覺實在太像是資本主義尋歡作樂的一種古怪手段;不過轉念一想,其實這和北京動物園里有獅子長頸鹿北極熊又有何區別呢?本質上它們是同一回事。

在某程度上,所有的城市與其所處的土地都是分離的,但迪拜達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我覺得即使它搬到月球上去也不會顯得太突兀。比如說吧,公交車站是封閉的,用合金和玻璃制成,里面裝了空調,讓乘客等車時不至于熱死。再比如說,整個迪拜感覺就像是一條高速公路,中間點綴著奇怪的高樓和購物中心,除了柏油路的連接組織之外,它們之間別無他物。這個城市基本上沒有人行道,因為當地氣候至少有一半時間都熱得令人難以忍受,你只有在有自殺傾向的時候才會步行出門。需要娛樂的時候,迪拜的居民就乘坐汽車(實質上也是帶輪子的某種空調裝置)從一個冷氣充足的購物中心趕往另一個冷氣充足的購物中心。

所以迪拜的購物中心多如牛毛卻也合情合理,它們把惡劣天氣、暴徒、車輛、塵土等令人心煩的東西統統拒之門外。人們聚集在這些消費主義的大教堂里,享受著涼爽的人造空氣,膜拜著取代了祭壇和十字架的商業品牌,進一步堅定著消費主義的信仰。

我們暈頭轉向、目不暇接地穿過迪拜購物中心(Dubai Mall)——據說是世界上最大的購物中心,相當于200個足球場大小。它簡直是一個龐大的全球資本主義的化身,迪拜在這里被簡化為組成它名字的同音詞:do-buy。

“Jesus Christ,”我聽到一位西方男士用一種既反感又敬畏的語氣對他的妻子說,“這是全世界的拉斯維加斯。”

我并不覺得它是購物天堂,因為如今全世界的購物中心都有著一模一樣的品牌,資本主義世界里所有耳熟能詳的名字。也許迪拜購物中心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于是他們在商場里打造了一個全球最大的水族館,以魚為餌將購物者引來這里,在他們張大嘴驚嘆的時候趁機鉤住他們的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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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說這一招的確有效。人們站在商場中庭,難以置信地盯著著有一兩棟房子那么寬的玻璃幕墻,這個蓄水量有1千萬升、養著33000只海洋生物的大魚缸顯然是非常成功的賣點——雖然我總忍不住想象,萬一這個大魚缸破碎后會是怎樣的情形……魚們無喜無悲、漫無目的地游來游去,觀眾們興奮雀躍,猴子一般嘰嘰喳喳。后來回看照片的時候,才驚覺人類才更像是被隔離在玻璃幕墻里的生物。但在當下,我也是猴子中的一員,上躥下跳指指點點,被迷戀的膠水牢牢黏在水族館里,幾個小時后才不得不借助饑餓的力量將自己拖走。這種迷戀實在太奇怪了,尤其是我其實非常害怕魔鬼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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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錢包立刻就被鉤住了。行前給毛衣買了一本講述迪拜的繪本《奇跡之城》,里面講到迪拜購物中心時特地舉了兩個吸引小朋友的例子:一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族館,二是世界上最大的糖果店——據說里面的糖果多得足以填滿一架飛機。一出水族館,世界上最大的糖果店張開雙臂迎面而來,逃都逃不掉。毛衣直接就張著嘴沖了進去,一看四周,世界各地不同膚色的小朋友們喜氣洋洋齊聚一堂。

更狠的是,糖果店門口還有個電話亭般的小房間在上演“天降鈔票”的一幕。“電話亭”里有個鼓風機,把無數張禮品券吹得漫天飛舞,里面的參與者要手腳不停地瘋搶,時間一到便可根據搶到禮品券的數量分得糖果禮物。毛衣執意要玩,主持人說最好有一個大人陪同,我連連擺手——這也太羞恥了!

大家都看向銘基。他也把頭搖得像撥浪鼓:“我不去我不去!”——哈,他也覺得羞恥。

“但我穿的是裙子。”我使出殺手锏,并向他投以死亡凝視。

他瞬間被打敗,只得悻悻上陣,在世界各國人民的注視下,和女兒一起演出“瘋搶鈔票”的羞恥play。我幸災樂禍地拍著視頻,覺得簡直沒有比這更“迪拜”的時刻了……

好不容易逃離世界上最大的糖果店,我們繼續尋覓晚餐。午飯吃了一頓超級失敗的本地菜,我們決定重回中餐的懷抱尋求慰藉——聽說商場里就有鼎泰豐,真是太棒了!問題是迪拜購物中心實在太大了,要抵達目的地可能要跨越1公里的走廊和自動扶梯。我們走了一小段便宣告放棄。

后來聽說迪拜的鼎泰豐里只有牛排蛋炒飯和雞肉小籠包,味道差強人意。我和銘基不禁額手相慶。還好,全球化的迪拜永遠不缺世界各地的美食,在后來的日子里,我們不僅大啖四川火鍋,還嘗到了在我看來可算是本土之外最地道的希臘菜和秘魯菜。更有一家名叫“Arabian Tea House”的網紅餐廳,羊肉烤串和手抓飯吃起來就像天賜美味,令人簡直想要高呼“感謝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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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取某些片段來看,我們的旅行宛如一段快進的迪拜歷史:

兩天前,我們在沙漠里跋涉,拜訪鷹和駱駝,享受那種不只活在此時此地、而是活在時間和宇宙里的壯闊與孤絕。忽而又穿上長袍頭巾,低眉順眼地進入阿聯酋最大的清真寺,驚嘆于它氣勢磅礴又純潔無瑕的漢白玉建筑;

鏡頭一轉,夕陽西下,吞沒它的云層仿佛烈焰的余燼。我們的汽車像是用汽油喂養的德國駱駝,它平穩又涼爽地將我們駝向城市,駝向現代。路邊幾座清真寺的尖塔開始在夜空閃現,發出藍色的光,祈禱聲清晰地傳來;

太陽再次升起,我們來到了波光粼粼的迪拜灣——這座城市舊時的心臟。參觀黃金市場和香料市場,乘傳統木船橫渡海灣,又徜徉于阿法迪歷史區,感受迪拜僅存的“一千零一夜”風情。坐落其間的迪拜博物館是這座城市最古老的建筑物,用生動立體的展品追溯迪拜人發現石油之前游牧捕魚、潛水采珠的日子。博物館比想象中小得多,或許這就是在這里創建博物館的困難之處:雖然人類已在此居住了幾千年,但遺留下的東西實在少之又少。他們沒有東西可遺留,因為他們本身物質匱乏;而物質的匱乏則源于資源的稀缺。我早前還在感嘆迪拜灣的老建筑只剩下那么一點點,其它的都被拆了。后來一想,其實那里本來也沒有多少老建筑可以拆……

然后,時鐘的指針飛快竄動。一座城市仿佛在短短40年里憑空崛起,迪拜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從18世紀迅速進化到21世紀。2020年的第一天,我們搭乘快得令人反胃的電梯,登上了世界第一高樓哈利法塔——就是阿湯哥在《碟中諜4》里徒手攀爬過的那座。它是迪拜的驕傲,以近1000米的高度直刺蒼穹,比歷史上任何人類建筑都要高。

我們最終停在148層,貼在落地窗上俯瞰整座城市:沙漠、海濱、閃閃發光的玻璃叢林、華麗得近乎炫耀的天際線。從這個高度望去,迪拜幾乎像是一個非人類居住的地方,更像是某個建筑師的作品,而不是一個真正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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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睿智或許是因為他站得高看得遠,連小小螻蟻如我來到高空都看清了一些事實:在地下發現石油之前,迪拜只是一片沙漠。它現在也是,當然,只不過在其上生生造出了一座城市。迪拜喜歡金子,喜歡閃閃發光的東西,喜歡打破世界紀錄,喜歡夸張的最高級,這一切也許并非因為他們有錢任性,或是天生就愛夸示炫耀,而是因為他們必須以此來吸引游客。

與鄰近的阿布扎比相比,迪拜只有一點點石油,而石油或有耗盡的一天。世代在這片沙漠上經營的迪拜人深知,自然恩賜的資源往往不可持續。曾幾何時,采珠業也是迪拜最主要的產業,支撐著迪拜的經濟命脈,直到20世紀30年代日本研究出如何人工養殖更大更好更便宜的珍珠。迪拜采珠業瞬間崩潰,一夜回到解放前。以史為鑒,迪拜人顯然不想重蹈覆轍。正好他們又有位頗具遠見卓識的酋長,決定利用這些石油收入來建造一些可持續的東西。

正如那什么電影里的某個神秘咒語——“If you build it, they will come”,迪拜就這樣做了。他們建起最高最奢華最瘋狂的大樓,將這座城市打造成一個旅游、貿易和金融中心,邀請全世界免稅前來。結果數以百萬計的人們來了,如今當地人只占迪拜人口的15%,而石油產業只占GDP的不到1%。迪拜在過去40年內的變化遠遠超出了以前整個歷史過程中的總和。如今它已完美變身,成為了阿拉伯之光,中東的世外桃源,有錢人的迪斯尼樂園,野心家的天堂和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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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圖)

 

站在哈利法塔上的另一個感受是:我很努力地提醒自己對它的高度產生恰當的敬畏之情,可是我做不到。說實話,我只是一個勁兒地在想那些真正建造它的人們——不是德高望重的酋長,也不是養尊處優的當地人,而是生活在最底層的外國勞工,大部分來自南亞。正是他們在酷熱的天氣下拼命工作,把這座夢幻般的城市變為現實,可我只想知道有多少人因為修建它而丟了性命——這顯而易見,我們小區外墻翻修時都有工人不幸喪命。

光是想象他們工作生活的場景都令我汗毛倒豎。尤其是夏天的幾個月,迪拜的氣溫會飆升到40多度,甚至可能是50多度。想象一下他們密密實實地擠在卡車廂里去上工是什么感覺,在50度的天氣里搬運50公斤重的水泥和磚頭、一天工作14個小時是什么感覺,12個人擠在一個臭氣熏天、沒有風扇的郊外窩棚里又是什么感覺……

建筑工地無處不在,于是他們也無處不在。像我們這樣的游客還會向其投以好奇目光,但當地人和那些生活舒適的西方expats已被訓練得不看他們。因為如果你注視得太久或想得太多,幾乎一定會有負罪感,意識到自己的舒適是怎樣建立在別人的不舒適之上。

我讀到過有關南亞勞工的報道。中介跑到他們的村莊游說,告訴他們迪拜是天堂——能掙到很多的錢,有很好的食宿和待遇。出發前他們需要為工作簽證支付一筆預付費用,數額大概相當于工作半年的薪水。于是他們想方設法借到這筆錢,也瞬間淪為放債人或中介的奴隸——多數情況下中介也是放債人。

他們來到傳說中的天堂,然后發現這里是地獄。一到機場,護照就被建筑公司收走了,工資也不到承諾的1/4。公司說如果不滿意你就回家吧,可是怎么回家呢?護照在公司手里,你又沒錢買機票。好吧,你無力反抗,不得不開始工作,而且需要工作兩年多才能還清那筆預付費用。如果你想為自己爭取權益,就會有人讓你閉嘴。曾有一些工人在4個月未領到工資后舉行了罷工,迪拜警方直接用武力將其鎮壓,為首者被關進監獄。

在建筑工地和工棚有大量的自殺事件,但都被掩蓋下去,被歸類為“意外事故”。據說印度領事館僅在2005年就登記了971名印度公民的死亡。這個數字被泄露后,領事館被告知停止計數。此外,還有真正的意外事故、中暑或生病死亡。具體數據很難獲得,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我們光顧過的那些奢華商場和酒店,其中任何一個的建造都曾讓某個人或某群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如果這一切是真實且普遍的現象,我不明白為什么他們還是源源不斷地前來這里工作。也許以南亞之大,永遠有尚被蒙在鼓里的窮鄉僻壤;也許前人之中還是有成功的例子,有人最終存到了錢,衣錦還鄉;也許還有更多第三世界的城市里存在著比迪拜更嚴重的剝削和不公,而許多工人正是來自這樣的城市。因為在國內情況更糟,他們寧愿選擇留在迪拜……

是的,富人剝削窮人,歷來如此。剝削現象存在于全世界的任何城市。但迪拜當局最令我毛骨悚然的一點是:他們明目張膽地參與了共謀,將外國工人騙來這里,非法禁錮,畫地為牢。這座城市似乎在鼓勵并捍衛奴隸制,就像他們從古時候起就一直習慣的那樣。

 

即使只在迪拜待了不到10天,我也能看出迪拜的人口有三個不同的層次:最底層是沒人愿意討論的外籍勞工;中間層是來自西方的“高級”勞工,也就是各種專業人士;最高層則自然是當地的阿聯酋人。

我曾在很多個場合鬼鬼祟祟地跟蹤過那些身著白袍的當地男人。那種白色長袍叫作“dishdash”,我跟蹤的目的是想貼近看看,這么容易弄臟的衣服到底能保持得多么干凈。結果令人震驚——無論我用多么挑剔的眼光去看,它們的確就是那么雪白筆挺,一塵不染。好半天我才幡然醒悟:當然啦,一塵不染的保時捷當然只會和一塵不染的dishdash相匹配。

在我看來,這些當地人僅憑他們的存在本身就已得到了回報。想想看,政府支付你全部的教育費用直到博士畢業。結婚時可以得到一幢免費的別墅。享受免費醫療,如果需要在海外做手術,國家也全部買單。你甚至不用付電話費。眾多公務員工作崗位供你任選,從來不會被炒魷魚。幾乎每個人都有女傭、保姆和司機。你擁有取之不盡的財富,追逐各種稀奇古怪的享樂——直升機直接降落在臥室里,“捷豹”車的前座坐著一只真正的寵物豹子,后面是你的四個老婆。對阿聯酋人來說,這簡直是一個圣誕老人的國度嘛。

有時我很好奇他們對于這一切有什么感覺。尤其是那些40歲以上的人,他們小時候可能還在靠打井吃水,住的是棕櫚葉搭的茅草屋,必要時可以把全部家當都放在駱駝背上。這些人可能還沒回過神來呢!他們自己可能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么。看到自己的土地變得面目全非,到處都是外國人,過去和現在生生割斷,他們心中會生出對真主的懺悔嗎?還是把這一切都看作是理所應當的代價?畢竟,應該沒有人想重新回到駱駝背上吧?

但無須諱言,我最感興趣的還是中間階層。我的朋友同事中有不少人曾在迪拜工作生活,他們對這座魔幻的城市褒貶不一,更準確地說是愛恨交織。

記得在英國工作時,有一天,一位女同事離開工作了5年以上的迪拜搬回倫敦辦公室。得空一起喝酒時,她向我描述,迪拜就像一個不大靠譜的約會對象。一開始,它表現得很好,生活就像中了彩票。到處都是跑車、高樓、豪華酒店和商場,一切都是最好的、最大的、最昂貴的。你逃離了倫敦的陰雨天,終于可以躺在海灘上曬太陽。你有超大的公寓,有自己的仆人軍隊,不用交稅,每天都在開派對。在迪拜,一切皆有可能——只要你是有錢人。

在此期間,真實的迪拜一直隱身,直到你有了開門的鑰匙,真正搬了進去。秘密開始慢慢揭開,讓你目瞪口呆、心煩意亂。比如說吧,每個人都靠著簽證才能在這里生活,而簽證附屬于工作,要是辭職,簽證就會被取消,只有一個月的時間尋找下一個雇主,否則就得離開迪拜。所以你會經常發現有人把車扔在停車場,車鑰匙還在。他們被炒了魷魚,身上的抵押貸款沒辦法還,只好扔下所有的東西跑了。按照迪拜的規定,拖欠債務是要坐牢的。迪拜的統治者喜歡讓他們隸屬于他——這是一種統治手段,以防止外來者完全占據迪拜。

我的同事給我講了一個好似電影劇本般的故事,來自她所認識的一對西方夫婦的真實經歷。這對夫婦因為一份高薪工作來到迪拜,立刻陷入了對這座城市的愛情,沉醉于奢華的生活,還貸款買了兩處房產。后來丈夫被檢查出患有腦瘤,而債務還在增加。他們決定辭職離開這里。但迪拜的規定是,一旦你辭去在迪拜的工作,你的雇主必須通知你的銀行;如果你有任何無法用儲蓄來償還的債務,那么你所有的賬戶都會被凍結,你將被禁止出境。忽然之間,他們一無所有,被趕出了公寓。丈夫被逮捕,并被判處6個月的監禁。妻子也成了非法移民,但她沒有錢,什么都沒有,卻還得繼續在迪拜堅持幾個月,直到丈夫出獄。她一向養尊處優,如今卻只能到處向朋友乞討以維持生活。直到我的同事離開迪拜時,這位女士每天還住在停車場里——已經好幾個月了,她一直睡在自己的路虎車里。

“而且外國人太多了,”同事說,“全都是路過的心態,只為賺錢,對迪拜沒有感情。所以你永遠沒有穩定的人際關系,今天遇到的人明天就走了。”

“如果迪拜這么不好,”我很欠揍地說,“你為什么還能在那里待那么久?”

她皺起眉頭,陷入思考。“生活方式吧,”半晌,她語焉不詳地說,“我想是為了生活方式。”

我正想追問是什么樣的生活方式,她忽然把頭湊過來,壓低聲音,語氣中帶著負罪感:“跟你說實話,我很懷念有女傭的日子。”

和香港一樣,迪拜人也習慣于聘請異國女傭。她們來自菲律賓、印尼或非洲,雇主對她們幾乎擁有絕對的權力,甚至可以拿走她們的護照,決定她們能不能休息。我在迪拜購物中心看到兩位阿拉伯女子帶著孩子和女傭一起聚會吃飯,媽媽們戴著頭巾,談笑風生,小朋友們衣著時髦,調皮搗蛋。被她們忽視的兩位菲律賓女傭小心翼翼地照顧熊孩子們吃飯,看上去忍辱負重,逆來順受。好像沒人想到她們也需要吃東西。這場景不禁讓我想起旁邊水族館里的鯊魚。

在酒店吃早飯,鄰桌的菲律賓女傭一臉恭順地跟在她那一身黑袍的雇主太太身后。太太隨手拿起一個盤子遞給她,用一種居高臨下的語氣說:“You can eat now.”

“Thank you madam.”她雙手接過盤子,恭敬低頭,如蒙大赦。

多年旅行中我養成了小小怪癖:每當來到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會忍不住想象自己在這里生活的可能性。如果不介意現代奴隸制的那一面,迪拜的確是成年人的迪士尼樂園。只要你學會無視這些安靜的奴仆,把他們的影像在視線中自動刪除,看不見就等于不存在,你就可以在七星級酒店的庇護下,在陽光海灘上喝得酩酊大醉,沉浸在你的迪拜泡泡里,忘記與這個世界相連的現實。但這怎么可能呢?當你坐在空調酒吧里優雅地啜飲著40美元一杯的雞尾酒,窗外不遠處就有建筑工人站在腳手架上,在烈日下像海綿一樣被慢慢擰干?當你在高級酒店盡情享用完海鮮大餐,然后出租車司機告訴你,這個開齋節他沒能為他在巴基斯坦的家人買到一只山羊?

更何況,雖然我喜歡迪士尼樂園,但它并不是真正的城市。迪拜沒有靈魂,因為它是憑空造出來的;當地的歷史和文化乏善可陳——恕我說句政治不正確的話,當一個地方的法律禁止飲酒時,對我來說它的文化就死了;這里沒有感情和忠誠,絕大多數人都只是路過的飛鳥,萬一戰爭爆發或者經濟崩潰,就會毫不留戀地拍拍翅膀飛走;更不用說自由了——如果酋長能夠臨時取消迎新年的慶祝活動,那還有什么是他不能做的?所以你其實只不過是生活在一個豪華監獄里,有外國保姆給你熨燙襯衣。

 

離開迪拜的前一天,我們去坐了水上飛機。對我們這些大人來說,那大概是此行的高潮——從飛機上動態地俯瞰迪拜,視覺沖擊比在哈利法塔上更強勁百倍。窗外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沙漠,一座仿佛來自未來的城市從天而降。

七星帆船酒店果真像是阿拉伯海上的帆船,名為“迪拜相框”(Dubai Frame)的奇異建筑金光燦爛,摩天建筑群魔幻好似海市蜃樓,哈利法塔像一根細長的釘子消失在上帝腳下……

但最最震撼的還是棕櫚島——填海造陸打造出的奇跡,不偏不倚不折不扣正像是一片棕櫚葉漂浮在大海里,造型之獨特離奇堪稱獨一無二。每一條葉脈上都密密麻麻排滿了別墅,據說貝克漢姆的媽媽正悠然居住在其中某處。新月形圍壩的正中央矗立著傳說中的亞特蘭蒂斯酒店,帶著點阿拉伯風格,就像一個巨大的沙堡被上帝從天上直接拋入大海中。眼前的一切分明是科幻片中的景象,那種如夢似幻之感簡直讓人頭皮發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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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櫚島的另一邊是世界島。這是迪拜又一項腦洞大開的土豪工程,按計劃是要建造大大小小300多個人工島嶼,組成世界地圖的模樣。誰知金融危機導致資金鏈斷裂,島嶼下沉的危險也讓很多潛在購買者打消了購買的念頭。耗資高達800億美金的世界島如今已成史上最大的爛尾工程,從半空望去,那些尚未來得及開發的“小島”幾乎只是一片片不成形狀的海沙,象征著人類半途而廢的雄心壯志。

The World is over.已成一片散沙的世界島似乎在發出一個信息:盡管迪拜看起來依然夢幻光鮮,人們也依然期盼下一個奇跡所帶來的驚喜,但迪拜曾讓你信以為真的很多事情都已化為塵埃,隨風飄走,回歸沙漠。隨著經濟危機和油價暴跌,無數建筑工程戛然而止。我還記得新聞里曾大肆報道一家在建的奢華酒店,說他們要在私人海灘的沙子下面埋上制冷管道,這樣就不會燙傷那些超級富豪的腳趾……這一項目似乎也已被放棄,因為新聞里再也搜不到后續的報道。

而一旦瘋狂的建筑熱潮放緩,迪拜的秘密就會慢慢暴露出來——它幾乎是一個完全建立在債務之上的城市;如果不是富有的老大哥阿布扎比拿出了支票簿,它早就破產了。迪拜的發展一直秉承著“If we build it, they will come”的模式,可如今看來,這種模式或許已經走到了盡頭。

不可持續的不只是經濟模式,這里的生態也已巨額透支。看看棕櫚島和世界島,如此大規模的填海造島肯定會影響海洋生態和自然平衡,現在誰還記得這里的海洋原來是什么樣子?基本上,在我看來,迪拜的一切都與自然規律相悖。攝氏50度的沙漠里怎么可能會有一個零下8度的滑雪場呢?進口的草皮和樹苗怎么可能在沙漠里茁壯成長呢?據說迪拜街頭的樹都是從外地空運過來的樹苗,每年維持每棵樹的成本就要3000美元。

我們去了一個叫做“綠色星球”的熱帶雨林室內動植物園,綠植和藤蔓填滿了五層樓的空間,還有各種各樣的動物在悠然踱步。里面的濕度如此之高,你會忘了自己置身何處。我們奔赴亞特蘭蒂斯水上樂園,瘋玩水滑梯,在人造河道上漂流——一個聲音在大腦里尖叫:這里是沙漠,是地球上最缺水的地方啊!這一切是不是瘋狂透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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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僅僅是靜止不動,迪拜居民對水的平均需求也是常人的三倍。但迪拜人喝的是世界上最昂貴的水。這里幾乎沒有任何水資源,唯一的方法是將海水脫鹽淡化。淡水的生產成本比汽油還高,生產過程中還會向大氣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這就是為什么迪拜居民的平均碳足跡全球最高。目前迪拜還有足夠的資金儲備可以供水,但如果經濟衰退變成經濟蕭條,他們也許會面臨水供應跟不上的災難。更不用說海水淡化中析出的鹽晶已令那片海灣變得太咸,進一步增加了淡化成本,也不再適宜海洋生物生存……

不斷創造奇跡的迪拜其實脆弱無比,尤其是在即將到來的、能源從石油向其它資源過渡的世紀。理智告訴我,與自然對抗,你必輸無疑。

當我們收拾好行李,準備離開迪拜時,心里有種古怪的感覺,不確定是覺得自己洞悉真相,還是覺得自己是迪拜的同謀。我忽然意識到在某程度上我還是有點喜歡迪拜的,否則也不會反復糾結于這些問題。我擔心它會完蛋,因為我在這里度過了奇妙難忘的時光,遇到的人們都寬容友好;也因為我相信如果迪拜完蛋,它很可能會走上伊朗的道路,中東地區以及我們生活的世界會更加危險。

開車前往機場的路上,我看到哈利法塔依然散發著萬丈光芒屹立在那里,似乎宣示著沒有什么高度是迪拜達不到的,沒有什么夢想是迪拜實現不了的。與此同時,迪拜滑雪場依然好似一根中指,不無傲慢地指向沙漠的天空,向已不堪重負的大氣中排放著二氧化碳。我知道此刻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南亞勞工們精疲力竭地回到窩棚,阿拉伯太太手里正攥著菲律賓女傭的護照。對他們來說,迪拜更接近于一個反烏托邦。可這就是我們生活的世界。就算你只能看到光鮮亮麗的表面,看看也沒什么壞處吧?畢竟,我只是去迪拜旅行,沒想過要承擔起拯救世界的重任。無論如何,我也只能這樣告訴自己——當我們開始碳排放量巨大的飛行,把易拉罐里的飲料倒進塑料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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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購物中心的水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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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扎比水上盧浮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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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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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扎比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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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夜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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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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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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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法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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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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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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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總結一下,理想中的帶娃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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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的情況卻往往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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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合唱團(下) http://www.unchongpu.cn/archives/2093 Thu, 07 Nov 2019 02:15:58 +0000 http://www.unchongpu.cn/?p=2093 Continue reading ]]> 合唱不只來自這些由大師精心打造的美術館,還有更多散落在不同小島上的、更“接地氣”的現代藝術作品——有些被放置在瀨戶內海美麗豐饒的自然之中,有些則藏身于廢棄已久的老木屋和舊倉庫。那些日子在瀨戶內海跳島旅行,常感覺像在進行一場尋寶游戲。

比如說吧,當你乘船來到男木島——一座人口不過200人的小小島嶼,岸邊就矗立著第一件“寶物”:西班牙藝術家Jaume Plensa創作的“男木島之魂”。半透明的空間用作船票發售處和游客中心,精華之處則在于那個由各種語言的“歡迎”文字組成的鏤空屋頂,像白色蛤殼一樣溫柔地覆蓋著港口建筑,又宛如羽毛一般輕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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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圖)

男木島上幾乎沒有平地,所有的房屋都依山而建,俯瞰大海,很有幾分山城風情。走在島上村落之間,感覺像是回到了一個更寧靜、更溫和的時代。陡峭蜿蜒的斜坡像迷宮一樣緊緊交織在一起,野花從石頭地的裂縫中生長出來,貓在臺階上曬太陽,懶洋洋地搖動尾巴。除了海浪聲,只有海鷗的鳴叫在頭頂縈繞。這里的自然美景和緩慢步調仿佛在溫柔地提醒著我們:生活本身也可以是藝術。

你隨意拐進斜坡旁一間看起來已荒廢的舊倉庫——很久以前,感覺這里會儲藏著大量的大米或農產品……然后,當你推門進去,真正的藝術出現了。一個個發光玻璃瓶像一串巨大的葡萄從天花板垂吊下來,每個玻璃瓶里都保存著島上居民的記憶——一張手寫的紙條,一張發黃的照片,甚至是一個珍貴的童年玩具……這是日本藝術家栗真由美的《記憶之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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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過一條狹窄的后巷,你進入一幢老房子。榻榻米與日式推拉門,窗口面向大海,這里曾經是某人的家。昔日生活的痕跡已然消失,空曠的房間被一大片精致的瓷質藤蔓所占據,它們蜿蜒曲折地延伸出去,就像海浪與風,與窗外的海景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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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海邊走上一段,堤岸上遠遠出現了山口啟介的作品《步行方舟》。這是毛衣最期待的作品,看到圖片時便脫口而出“蘑菇長腿!”……此刻她歡呼雀躍地朝那長了10條腿的大蘑菇奔去——哦不,它實際上是承載著4座山峰的方舟,沿途跋涉正欲渡海。擬人化的詼諧形象背后,蘊含著藝術家“邁向磐城、祛禍消災”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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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島嶼到另一個島嶼,我們永不厭倦地玩著這場尋寶游戲。有些作品放在美術館里也許會覺得媚俗,但融入島上各處就覺得恰如其分,類似于某種大地藝術或公共藝術。藝術品和建筑,接續著自然、村落、大海,日常與非日常穿插交會共同創造著風景,你不必像觀賞名畫那樣專注于某個被框限的世界,完全沉浸其中即可——這本就應是享受現代藝術的方式。

現代藝術家常說“美術館是作品的墳場”,雖然有些極端,卻也不無道理——的確很難想象“步行方舟”被放在大都市的美術館里……現代藝術作品進入美術館后往往被權威化,失去它本身的那種鮮活的生命力。而瀨戶內海藝術祭的魅力正在于它讓美術館之“外”也成為展間,將作品與場所聯結,有相得益彰的效果,既能傳遞作品本身的思想,又令自然景觀被賦予個性。

當然啦,老實說,也并不是所有的藝術作品都很厲害,或是很震撼;也看到了許多重復性的表達——燒焦的房子、敗落的房子、打雷停電的房子……有時讓你忍不住想打呵欠,有時讓你覺得“這玩意兒我也能整一個啊”,有時則讓你的腦子變成一團漿糊,深感無法理解——但話說回來,現代藝術嘛,往往是讓你體驗,不是讓你理解的。而這場尋寶游戲之所以令人樂此不疲,在于藝術總能從一個意想不到的角度迎上我們,讓我們大感奇妙,停下腳步。

豐島上有個廣受好評的“心臟音博物館”,是法國藝術家Christian Boltanski的項目。我們大中午幾乎跨越了半個島嶼去看它,在烈日下走了很久,穿過寂靜的村莊、茂密的小樹林、無人問津的海灘,終于看見了那個面朝大海的黑色小木屋。

博物館里有一個黑暗的房間,在那里可以聽到被放大了N倍的、某人心臟跳動的砰砰聲,簡直如鼓點般震耳欲聾。隔壁的房間里則收錄著那些早期訪客的心跳,你可以在電腦上任意選擇陌生人的心跳來聆聽,也可以錄下自己的心跳并永久保存。

聽起來是很浪漫啦——見證生命,珍惜存在,敬畏死亡,對吧?很多人來訪之后都深受感動,但不知為什么,這種非常“概念性”的藝術作品總是很難打動我,以及同樣不解風情的銘基和毛衣。轉了一圈后我們匆匆離去,在路上三個人還不斷開著幼稚的玩笑:我也可以做一個這樣的藝術項目,比如說,收錄一百個人的……嗯……

“呼嚕聲。”銘基決定。

“我要收集一百個人的——”毛衣欣喜若狂地大聲說,“放屁的聲音!”

我常懷疑對于現代藝術家來說,概念才是藝術品,它的實現只是短暫的愉悅。但在那一刻,一家人嬉笑著走在美如夢幻的海灘上,我忍不住想,如果不是因為這個已然實現的概念性作品,我也永遠不會來到這世外桃源般的迷人角落。

有一次在某個小島上偷聽到兩位游客的對話。女生感嘆道:“日本人真的很會包裝那些平平無奇的東西啊。”

男生想了想,說:“但你也可以說那是一種生活的儀式感。”

那一刻我很想插嘴,告訴他們我覺得還有一種可能性:或許它們其實并非平平無奇,而日本人比我們更善于發掘其中的金子。

 

不過呢,盡管瀨戶內海已成為藝術圣地,但從一開始,這場藝術活動就并非為了藝術相關人士而開展。作為一位有夢想的企業家,褔武總一郎希望創造一個社區,給島上居民帶來合理利益,讓藝術幫助當地人重新微笑,對生活在島上重生自豪,以這種自豪為基礎再創島嶼的未來。

藝術的確賦予了小島新的生命。來自外部的“觀光”行為對于當地人來說,轉化成了“感受幸福”的結果。現代藝術的精華之處在于因地而生、在地創作,許多作品沒有當地人的幫助根本無法完成。就像小豆島上臺灣藝術家王文志四次參加藝術祭的作品,每一個都是由幾千根竹子創作的巨大竹屋建筑,需要與島上居民協力完成。據說到了后來,藝術祭開始前,島民聽說“那個臺灣人又要來啦”,就已主動提前把幾千根竹子準備好……于是作品便不只屬于某一個藝術家了,它也變成了當地居民共同擁有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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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豆島上我最喜歡的作品是法國藝術家Georges Rousse在當地一間古老民宅里創作的“金色圓形”。這位藝術家的專長是將攝影與裝置藝術相結合,制造視覺幻象。以這個作品為例,經過仔細測量計算后,他和工作人員在房間的墻壁、屋頂、地面的不同位置貼上金箔,以制造出“只有在屋內某一個位置才能看到金色正圓形”的效果;而從其他任何角度看,圓形都會被打破,各個部分甚至都不在同一個平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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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的一個角落里正放映著關于作品創作過程的紀錄片。看著看著,我驀然意識到剛才在門口接待我們的便是這一藝術項目的代表人石井純先生,而這幢房屋正是他祖父母原先居住的老宅。老人去世之后,作為晚輩的石井先生想要將這里保留下來,而藝術作品的永久性入駐顯然是最完美的紀念方式。如今充滿回憶的老宅變成了小小私人美術館,石井先生每天在這里熱情洋溢地迎來送往,樂此不疲地向訪客們介紹著老宅、家人、作品和藝術家的故事,令大家驚嘆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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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景象在瀨戶內海比比皆是。藝術家們來到島上,把那些廢舊古民居改造成展示藝術品的空間。他們往往花一個月或半個月住在島上,就地取材創作,與當地居民一起喝茶、共餐,在居民協助下完成作品。藝術便不動聲色又細水長流地融入了島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原本藝術只存在于廟堂之所,只供富人名流和知識分子享受;記得村上春樹曾調侃說,要誕生真正的藝術,奴隸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看看古希臘人,奴隸們耕種、燒飯、劃船,而市民們則在地中海的陽光下陶醉于吟詩作賦,埋頭于數學解析——所謂藝術便是這么一種玩意兒。然而在瀨戶內海的小小島嶼上,藝術就像嬰兒一樣,將身邊眾多守護、培養、關注它的人們相互聯系在一起。現代藝術就這么潤物無聲地改變了島上的人們,甚至連宗教也沒有這樣神奇的力量。

之前島上人口流失,老齡化加劇,學校關停,藝術家們便把許多廢棄的學校改造成了藝術展間(比如女木島上大竹伸朗的作品《女根》)。沒想到藝術祭令小島重新活過來了,有些家庭搬回來定居,終于又有嬰兒在此出生,甚至連關閉的學校都重新開放了,孩子們每天去那里上課。這是富有象征性的例子,說明空屋和廢棄學校可以以藝術為媒介,轉變為具有重大意義的場所。

我們在男木島的一間咖啡店吃午餐,聽見年輕帥氣的老板與顧客聊天,說自己本來也是作為背包客路過此地,沒想到被小島深深吸引,索性留下來開了這間咖啡店。老外顧客開玩笑地說:“啊哈,真的是好隨性的一個決定!”

“不,”老板認真搖頭,“這里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

受到吸引而來的年輕人在島上開始變得常見,各種時髦的咖啡館、餐廳、民宿都漸漸冒出來。豐島上有個聲名遠播的“島廚房”,原本是空房屋和廢棄農田,被建筑師安部良改造成制作本地菜的餐廳。由于建筑本身獲了兩大國際獎項,食材又全部取自當地,菜品也是由島上女性與專業廚師共同開發,地方風味十分濃厚,人氣火爆到用餐往往要提前至少兩天預約。

當然,和豐島美術館一樣,當天去現場排隊也能碰碰運氣。我們12點左右到,拿到了兩個小時以后的預約號,而且其中一種套餐已然售罄。等我們按時再次來到餐廳門口,發現當日已全部約滿,而一位剛被拒絕的西方男士幾乎就要崩潰發飆。

“告訴我!”他絕望地揮動手臂,指向滿院子黑壓壓的人頭,“這個餐廳到底有什么好?值得這么多人等這么久?告訴我!”

我們很幸運地被分到落地窗邊的日式小桌,一邊用餐便能欣賞外面那個造型別致的環形平臺和木頭遮陽棚。可惜雨后潮濕,木棚下的平臺暫時無法開放。三個人吃的都是咖喱素餐,原料都是當地自產的蔬菜,味道不錯但也談不上多么驚艷。某程度上,我能理解那位西方男士內心的咆哮:Is it really worth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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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島廚房并不僅僅關乎食物或建筑,它更是當地島民的固定交流平臺。島上每個月都會在這里開生日會,為當月過生日的人們舉辦特別的祝福活動,如音樂會、魔術秀、剪紙秀、街頭表演藝術等等。依靠這種形式,島上的社區生活漸漸恢復了生機。建筑和藝術召集人們重新聚在了一起。

完全可以想象那些歡樂的夜晚啊——一輪明月,滿天繁星,音樂如水一般流動,人們在半露天的平臺上閑話家常,連柿子樹和無花果樹都在晚風中吟唱。

這就是島廚房真正的魅力所在吧:廢舊的東西創造出了新的價值,現代建筑重新激活古老的情誼,小島的傳統提煉成了食物的芬芳。

島上到處都是“重新激活”的例子。在豐島的巴士上,又一位日本奶奶熱心地和我攀談起來。巴士駛過唐柜附近一個叫做“清水”的地方,奶奶指向窗外,笑瞇瞇不斷點頭,告訴我那里的泉水是多么清甜可口;但她的目光中顯然有些別的什么東西——喜悅、懷念、眷戀,卻又沒有過分的多愁善感——就像是在記住一張老照片。

直到后來我看到清水水場旁邊的那件藝術作品,回想起日本奶奶的目光,當下感覺有如電擊。那是青木野枝的《空之粒子》,在形成村落水源的儲水罐周圍,布